1935年4月底5月初我和李家富在闽粤边苏区的永定县交通站隐蔽，该交通站负责与上海中央局联系，地点在石门或叫旅门的茶场附近山坑中，住了约20天后由该站长曾同志带我们去上海。路径广东大埔县乘小船到潮安，再坐小火车到汕头，我们在汕头住了一两个晚上就搭船去上海，沿途六、七天顺利到达了上海。我和李家富住进了一家旅店，地点在南京路的永安、先施公司附近的小巷内，一住又是20天。曾同志负责与上海中央局联系，我负责向上海中央局汇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其他任务，我和李家富都有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上海中央局管交通的负责人转递中央局负责人，然后由中央局负责人指派人员和我们联系。先来和我联系的是毛济华同志（解放初期他是中央劳动部副部长，现在据说在山西太原的省级机关工作），然后另有人来和李家富接头，此人我只见过一下，未曾交谈，搞地下工作是不允许查问联系人的姓名，仅以预约符号为准，这是组织纪律规定的，他再次来的时候就把李家富带走了，我没见到，因为我已经住进普龙医院治病。是李家富送我进医院的，他去了海员系统工作后还到医院看过我两次，在我出院后他就不知道我的住址了，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处在秘密战斗的的环境中也是不允许我和他保持来往的。

至于李家富在上海的工作是否由我分配的呢？他的工作绝不是由我分配的，因为我不是上海中央局的负责人我无权分配他的工作，再说当时我还准备要返回江西中央苏区的，如果不能回去也将由上海中央局分配工作。实际上还有另一种情况是，中央苏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党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同志受了伤也到上海医治，我去上海的任务就是他亲自交代布置的，李家富随我去上海中央局分配工作也是陈潭秋同志交代我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四川之后，由中央派去苏联与第三国际联系也已经到达上海，陈云同志原是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他对我李家富都很熟悉，以上两陈都在上海中央局，于1935年8、9月间才去了苏联的，我于同年10月去苏联也是由他们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