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

1980年6月梁广同志谈革命斗争经历，访问人温焯华，整理人刘子健。梁广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把光辉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从不计较名利得失，廉洁奉公，临终前还惦记着天下阶级兄弟，告诫他们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有难处要跟党说。他生前多受排挤打压，有关他的文字不多，他留下许多文稿手笔，我觉得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应当面世，惊回首是第一篇。下面是惊回首的目录：

一  在香港、广州的活动            （1925年 6月-1931年 1月）

二  在中央苏区和上海等地的革命活动 （1931年 2月-1935年10月）

三  去苏联学习                    （1935年10月-1937年11月）

四  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11月-1945年 8月）

1 关于南委问题

2 关于广东省委的成立

3 关于东南特委

4 关于抗日武装斗争

5 关于曾、王部队东移问题

6 关于粤北粤南省委问题

7 关于粤北省委事件和临时省委的成立

8 去游击区

五  参加解放战争                  （1945年 8月-1950年 1月）

1 抗日胜利后对形势的看法

2 关于香港分局

3 关于一九四七年香港工人罢工问题

4 关于粤桂边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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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09年10月21日（旧历），籍贯广东省新兴县枫洞乡。未满十一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到广州、香港当学徒工。

一九二五年六月，我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当时我虚龄为十七岁，从此，我就投身到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中去。现在把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忆述如下：

一、在香港、广州的革命活动（1925年6月－1931年1月）

我参加省港大罢工时，是船艺公会的宣传干事，负责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联系工作，传递口号，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

1926年底，党组织已经看到国共有分裂的苗头，就送一些在香港有基础的同志回港占领阵地以备事变。当时组织上派邓地同志带我和另一个同志经澳门回香港，等我们回到工厂就业后，邓地就返回广州。1927年4月中旬的一天夜晚，邓同志通知我到他家开会，会场共八人，他宣布吸收卑利船厂的梁广和邝壁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厂的方文星、蔡康木两同志做我们的入党介绍人，没有预备期。贺昌同志是我的入党监誓人（贺昌是否中央委员不详，当时他是以中央领导的身份来的）。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前夕，组织上布置我和邝壁清（与我同厂的钳工）同别的厂一个电工回广州参加暴动，任务是切断电厂通往河南反动军官李福林那里的电缆。我们正准备动身，广州起义却提前三天举行，结果交通被封锁，无法前往，就留在香港。那时我已经进入由恽代英、贺昌直接领导的当时香港最大的支部（红墈九龙船厂的党支部）担任支书记了，又是九龙区委常委。

大概在23、24日，香港市委布置在九龙丁士柏球场举行庆祝广州暴动的胜利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我在会上作了讲演。

广州起义失败后，许多同志撤退到香港，香港地下党组织秘密地接待了他们。我们都拿自己的钱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时，香港密探勾结广东反动派，逮捕我们的同志，引渡回广州。这样就要疏散从广州撤退下来的同志。这些同志不能扮空手的旅客，于是大家就捐钱捐衣服，先送走较红的党员、干部和在港没有关系的农村同志到上海、厦门以及东南亚各国，另外还要帮助一些不能走的同志找职业安定下来，疏散工作搞了几个月。当时叶剑英同志在香洲石山即现在的珠海县，我们派人接他到香港隐蔽下来，我见过他，他长得高大，一派军人风度。他在港住了十天左右，就由我们的海员同志护送到上海。听说叶剑英同志到上海后就参加了党（时约1928年初）。在这些疏散工作中，洋务工人，海员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些大革命高潮时参加革命的资本家、官僚子女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也捐钱资助疏散工作。疏散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就着手整顿组织，恢复赤色工会秘密组织。我们还搞一些飞行集会（当时并不这样叫），经常去演讲和宣传。因为我经常出头露面搞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曾两次遭侦探追捕，但是在群众的掩护下，我都得以安全脱险。

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当选为九龙地区出席六大的代表，因为当时我在香港表现突出，是活跃分子，中央准备送我去苏联深造几年,所以叫我让给邝壁清当代表；同时由于很多去苏联学习的同志都集中在香港，需要先送去，而我有职业，生活可以解决，所以安排后去。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没有去成，就继续留在香港工作。

不久香港九龙区委被破坏，九龙区委成员、组织干事姜瑞兰（女）被捕，在她身上搜到我的一份党员履历表，于是敌人就来抓捕我，但在这份表上我填的是假名，叫梁洪林我那时公开叫梁广，填的籍贯是新兴。我是从南海县去香港的，会讲南海话，当侦探到工厂抓这个梁洪林时，我正在门口做工，我知道他们要捉人，但不知道捉谁？他们到木工房找我，工头仇锡与我感情较好，说没有这个人，籍贯也不是新兴而是南海，把人骗走后，工头就马上跑来告诉我，要我快走。我这是第三次被通缉了，在香港无法立足，1929年初，组织上把我撤到上海。我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因找不到工作，组织上就决定送我去苏联。1929年下半年，我路过哈尔滨，住了一个月，因中东路事件不能通过国境，又回到上海。于是党决定我在上海找职业，经过广东的造船工友介绍，我到了上海美国大来公司塔夫总统邮船当海员，约一年时间。在这期间，我负责上海到香港的交通，中央来住信件和文件经我到香港交香港市委书记邓发。

1930年10月立三路线时期调我回香港工作，任香港市委组织部长，一个月左右邓发调走，从苏联回来的郑仁波接任香港市委书记。（温焯华问：这时还有省委吗？）有，有省委、南委、军委等许多领导机关。我当香港市委组织部长时，港九工人代表会主席周洪同志因暴露调走，由我兼任港九工人代表会主席。这时飞行集会盛行，我经常去参加飞行集会，去演讲，差不多每次集会的总指挥都是我。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经验，每次集会时都买一瓶酒或汽水或两节甘蔗，甚至带上工具，准备与警察密探发生冲突时自卫。由于飞行集会的原因，给工作和党组织带来了损失，仅三个月时间，光是党员和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被捕的就有二、三百人。那时同志们都不怕死，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1931年1月4日，由于省委内部交通主要负责人莫叔保叛变，香港党组织被大破坏。被破坏的有南委、南方军委、苏维埃委员会、救济会、省委、市委、交通站、电台、印刷所等十六、七个机关，被捕六、七十人，其中主要负责人有与我认识的卢永帜（即卢德光—省委书记）、黄师爷（据说是省委秘书长）以及香港市委书记郑仁波夫妇等。主要负责人只剩下李富春（当时叫李一秋，南委负责人之一）和蔡畅、饶君强（即饶卫华）。香港党组织被破坏前，饶已调中央任中央交通局主要负责人之一，这时他正在香港共余下四人和我。在香港党组织被破坏前两天，我搬了家，住在离市委六、七分钟远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所以敌人找不到我。破坏的当天，我就知道了，还跑到救济会和苏维埃委员会、市委等地方，了解有哪些机关被破坏，掌握情况。这时候李富春同志通过在尖沙咀到香港的渡船上的党员邓某找到我碰头，指示我联系全港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被捕同志和了解他们的情况。被捕的同志在狱中不再叫名字，而是用号码，不知道号码就无法探监，我们设法了解到省委书记卢德光的狱中号码，就去探他，以便了解别的同志的号码。到此时他们被捕入狱已有十天左右，卢徳光被押去荔枝角大监狱，我去探他，他不敢见我，叫他的机要秘书来见，他的秘书一见我就问：“你怎么来的？江惠芳等叛徒有没有见到你？她是叛徒，正在认人，你快走！”我以后还去过两次，我知道号码后，就用钱去保释，救出两批同一志（四、五个人），如省委书记卢德光以及黄师爷等。保出来后，卢德光送去了上海，黄师爷去了台山县。

1930年底，上海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借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就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王明当了总书记（博古在王明去莫斯科后代总书记）。四中全会分裂，王明一个中央，罗章龙一个中央。罗章龙系统派了一个叫李大汉的人来香港了解情况（李可能是山东人，高大的个子）。当时香港的党组织还有几十个支部，四百多个党员，李富春同志事先同我们打招呼，叫我不要把情况全部告诉他，讲一部份一般情况，可编造一些，李富春并指示我们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撤离香港。第一个离港赴沪的是饶卫华，第二个蔡畅，第三个是李富春，当时我还留在香港，等上海派人来接了工作才能走。1931年年1月底2月初，上海先后派来两人（一女一男）来接我的工一作。女的姓莫，从苏联回来，原是托派王公度的老婆，在莫斯科与托派斗争，王公度被开除，她表现较好，与王离了婚后送回来工作，文革时还能找到这个人，在挂林郊区当小学教师。男的姓何，台山人我在1938年回广东后一直打听这个人，都没有找到，大概牺牲了，他是否当香港市委书记，不清楚。他们接了我的工作后，我就到了上海。

香港机关被破坏后，听说中央派王稼祥同志来任广东省委书记，后王稼祥去了中央苏区，由何凯丰来任省委书记，调廖似光来住机关作掩护，后来何凯丰与廖似光结婚。

注：梁广回忆道“听说叶剑英同志到上海后就参加了党（时约1928年初）。”其实叶帅在1927年7月就已是正式的中共党员了。

二、在中央苏区和上海等地的革命活动（1931年2月－1935年10月）

1931年2月初我到了上海，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全国五金职工会委员长，我接了这项工作后开过两三次会议，组织上又通知我说，香港被捕的人中出了叛徒，跟踪到了上海，叫我不要上街，决定改派我到苏联或江西中央苏区。这样，我就和贺诚同志去了中央苏区，是卢伟良或曾昌明当交通带去的。从上海、汕头、潮安、大埔到达闽西南苏区，即张鼎承、邓子恢同志负责的地区（永定、龙岩），邓发同志时任闽西南特委书记。我们在闽西特委所在地虎岗住了几天，再由武装交通护送到上杭县委。到上杭后，武装交通又折回去接送电台来，我们则留在上杭等这批物资到来后一起走。我们在上杭县委书记瑞生家住了十几天，吃的饭是沙、谷、米，很难吃，没油没菜又没盐，我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吃不下饭。后来继续往中央苏区走，日夜兼程，一日走百多里，我走不动了，李家富（海南人，海员，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现在广州港务局工作）就背我走，到了瑞金后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我把密写的介绍信交给组织，信中写明我任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主任。执行局有：陈有生（组织部长，长征前调湘鄂赣工作，被捕叛变），蔡树藩（社会部长，管白区工作 )，倪志侠（宣传部长）。工作了一年左右，全国总工会派了陈寿昌来，陈是邮电职员，大学生，中共党员，我觉得他水平高，能力强，我提出让他去当主任，毛主席同意了。

当时毛泽东同志是前敌总指挥、军委主席，1929年开始大家就叫他“毛主席”。毛主席对学习抓得很紧，行军骑马时也看书。每到一地,毛主席都亲自访问老百姓，察看地形，然后到驻地召开会议，布置工作。毛主席在布置打仗时很注意掌握敌军的特点，并很善于使用干部；对付能进攻的敌人就让刘伯承当军委参谋长指挥，对付狡猾的敌人就由叶剑英当参谋长指挥。这时办了红军大学，刘伯承和叶剑英同志先后当过红军大学校长和红军参谋长。毛主席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在这段时间跟着毛主席学了许多东西，我以后回广东搞的一套就是从这里学来来的。

在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工作，主要是把苏区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把雇农、苦力运输、手工业者、店员、国家企业等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并建立区总工会、镇总工会、县总工会与省总工会。通过工会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增加生产，组织民兵，扩大红军支援前线，收容伤病员，打扫战场。那时我们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很多武器枪械，我们把许多修械所扩大为各种兵工厂，如修械厂，修理各种枪炮、弹药厂，制造各种枪炮弹，手榴弹、还有被服厂、制药厂、印刷厂、造纸厂、造币厂与医院等等，保证前线的需要。

1932年4、5月间，中央局调我到福建（苏区）省委任常委兼职工部长，刘晓同志是在任省委书记。

1932年秋冬间，上海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迁至中央苏区，全国总工会又把我调回全总，任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当时刘少奇和陈云任正付委员长，陈云兼社会部长，宣传部长王子刚（原执行局秘书长，现已不在）。全国总工会迁到苏区后派吴华友同志（原执行局组织干事，巡视员），到闽北即闽赣边区一带开展工会工作。

1933年夏天，全国总工会发起建立工人师，是年秋天，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人员来自中央苏区的雇农、手工业工人、店员、运输工人等，约一万二千六百多人，编为三个正规团、一个补充团和师部。我当师政治委员，师长是以后调来的李松同志担任。成立誓师大会由何长工主持，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阅兵。成立后开赴前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因为整个部队都是工人阶级成份，领导上把它当宝贝，所以这支队伍放在第二线的时间较多。1934年中央红军准备长征，中央把工人师编散到各部队去，加强其他部队的工人成份。那时的部队叫军团，一军团长是林彪，三军团长彭德怀，十二军团长罗炳辉（蔡树藩当政委），五军团原是国民党孙连仲手枪旅，即董振堂、赵博生等宁都起义的部队组成。工人师编散时，我回全国总工会原职工作，任务是搞兵工厂，突击弹药，要求每月生产子弹三十万发（这是无法办到的），还要赶制手榴弹等。

同年十月，红军准备长征时，我患了一场大病（疟症）发高烧，发冷，傅连璋同志带了两个护士给我医治，一个星期后高烧退下来了。患病第三天，即10月19日，周恩来同志从前线回来，召开中央机关高级干部会，传达中央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组织上决定我留在苏区。病愈后便第二次分配到福建省委任常委兼职工部长，万永成（江苏人）时任省委书记。

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一个中央局在中央苏区。陈潭秋、项英、陈毅、谭震林、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邓伯坚、阮啸仙等等都在这时留下。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期间，中央苏区中央局曾用电台与党中央联系过一次。第二次联系时，遭敌人包围，电台被敌人打坏了，没有电台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时陈潭秋是苏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和谭震林同志带了一个加强营（四个连）转移到福建省委，找我谈，说中央局决定派我去上海中央局汇报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并设法弄一部电台回来。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上杭、武平、瑞金与广东交界的大山上，我接任务后即与陈潭秋、谭震林同志同行，从省委驻地向闽西南苏区进发，途经瑞金、武平、上杭等地。在我们去闽西南前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等同志在这条路遭敌人追击，先后牺牲。我们出发了两天就遇到敌军两个师六个团的沿途截击包围，我一边行军一边与敌人战斗，正营长牺牲了，重机枪打坏了，为了避开敌人，我们晚上摸黑行军，走的是崎岖小路,一晚才走几里。一面是山，一面是很陡很深的山沟，陈潭秋同志不慎跌下山沟受伤，我们下山沟把他救起。随后兵分两路，谭震林同志带两个连从东面的大山小路走，我带两个连公开走大路。我们走了二十天，冲过了敌人好几个关口，天天打仗，到达目的地后，第三天陈谭秋等才到达，汇合不到一小时，又被敌人偷袭，我方遭到严重挫折，护送我们的付营长和许多同志被俘牺牲，张鼎承同志带了一个班突围出去，我们被打散，躲在草丛林里，避过了敌人搜索，历尽艰险。事后我到奇门茶厂附近掩蔽约一个月，经组织派交通护送，我和李家富约五月间到达上海，当我抵达时，陈谭秋同志已经先到并向上海中央局汇报了。于是我便在上海等待安排工作，是由毛齐华同志与我联系的，毛在解放初时是中央劳动部付部长，现在是浙江省政协主席，他给我的任务是在上海找地方建立电台。于是我每天都在跑，找地方，在街上遇见陈云同志，他身穿大衣戴黑眼镜、口罩，陈云同志和潘汉年同志分别在主力红军与四方面军汇合后从四川到上海。另外又遇见曾山同志，在主力红军长征去后，他是江西省委书记，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带一个团突围，后被打散，与组织失去联系流落在上海，敌人天天登报通缉他，当时他穿着江西老表的土布白衫，戴着台湾帽，我观察他约半个钟头，发现没有问题时，就同他见面，带着他到南京路广东茶楼，他向我谈了情况，表示要找组织，我回去向组织汇报，他们便派人与曾山联系，并送他到苏联学习。我是最后一批去苏联学习的，那时在上海发现有奸细，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上海市委被破坏过多次。我到莫斯科后听说苏联方面去电报上海说“切断联系”。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曹轶欧的妹妹两夫妇，她的爱人姓杨，大学生，梅县人，在上海负责电台工作。

三、去苏联学习 （1935年10月－1937年11月）

1935年10月我坐船到海参威转车到了莫斯科，安排在列宁学院学习，兼任该院中国支部书记和职工会主席。那期恐怕是中国送高干去学习人数最多的一期，有陈云、曾山、滕代远、许光达、高自立等，分两个班；高级班和普通班。陈云、曾山、高自立、藤代远、许光达等在高级班。我实际上很少学习，每天要向中国部主任（苏联人）汇报学员的思想和学习情况。不久，赤色职工国际中国代表饶漱石，调《救国时报》工作，该报原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李立三，饶随救国时报搬到美国，组织上决定我去接任赤色职工国际中国代表，时间约两个月。随后组织上又决定我准备回国，为安全起见，要我避开列宁学院到东方学院（原名中山大学）等待。这期间组织上曾送了几批人回国，经法国到上海，但到上海后就被捕了。其中秦邦宪弟扬林（已死）、张奇（现上海总工会主席）较机警，他们到香港时下了船，再转回上海，避免了被捕。以后，组织再决定我回列宁学院学习，至1937年底。

四、回国参加抗日斗争 （1937年11月－1945年8月）

1937年“七七”事变，国内统一战线形成，年底组织上决定我们回国。1937年11月下旬我们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那时邓发同志是党中央驻新疆的代表，新疆的国民党统治者盛世才伪装进步，送其弟去苏联学习。我在新疆住了一个月，盛世才拼命要我留下，邓发同志多次对他说：“他不能留下，毛主席早已定了要他回广东。”我临上飞机，盛世才还要挽留我。我回到延安住了五天，于1938年1月20日回到广州，和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同志取得了联系。二月初，张文彬、饶彰枫从香港来广州与我接关系，张文彬和我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他一见我即交待我管城市工作和职工运动。当时香港外轮海员已罢工一个多月未解决，海员工会被香港政府封闭，让我去处理此事。

我回来前省委临时机构是，张文彬为书记，薛尚实为组织部长，饶彰枫为宣传部长兼搞统战工作。接上关系后，我们筹备成立省委。

关于南委问题

1938年二、三月间，我参加处理南委的遗留问题。本来在1937年11、12月时已经对南委问题作了处理，是经中央批准，中央长江局派组织干事巡视员黄文杰同志来一起处理的。但薛同志不满，思想不通，大概是当时处理得简单些吧。(温焯华：南委主要是什么问题?是拉夫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南委成立是不合法的，中央不知道，这是张闻天同志在延安对我讲的，黄文杰、张文彬也同样说。而薛同志说是刘少奇同意的，但我在中央回来时听张闻天说南委问题中央不知到。(温焯华：我插一问题，王均予、薛同志究竟谁先回广东建立党组织的？最近，我们的同志去访问张直心，张直心说，薛同志于1936年4月回来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包括饶彰枫、张直心等人。这样就是薛同志先回来。我说，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事实是王均予去北方局接上关系后，李大章同志要王均予同志回广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王均予说我是北方人，不熟悉广东情况，语言不通，希望能派广东的有经验的人回广东。李大章同意了，于是就派薛同志回来。)这就对了，王均予同我说过的，我记得。王均予说在北方局与薛同志见面时说清楚的，薛同志要王均予先回来，他后回。(温焯华：王均予是1936年7月回来的)薛同志过了几个月后才回来。(温焯华：张直心的材料说薛同志先回来，这就颠倒了)。这就不对，应该是王均予先回来的。(温焯华：王均予回广东前，广东党组织未有建立，包括香港方面的党组织。吴有恒是薛同志来后发展的。)这里有一个过程：王均予回来后从“中青”组织中吸收了一批党员，然后建立广州市委，这时薛同志才回来，所以薛同志回来的时间最快要在11月份。(温焯华：广州市委什么时候成立，记不清楚了，究竟是在南委之前或后？)我也不知道。薛同志到香港后，救国会有一些人入了党，这时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活跃，东南亚各国华侨有不少人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他们经香港救国会与薛同志取得了联系，这些人来自西贡、泰国、非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和印尼等地，多是广东、广西、云南、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人，这些人成份复杂，有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南洋的，有怕死鬼，有被捕变节分子，有叛徒，有托派和特务。南洋各国也有其共产党组织，但也很复杂。薛同志急于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建立组织，只耍有一人证明即可恢复组织关系。结果互相证明，证明一大串，并派他们回广东、广西、云南、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搞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党的组织。薛同志同志为了领导以上各省党的工作，需要有个组织名义，就以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的名义，简称南委。南委就是这样建立的。薛同志还派吴有恒来广州接收广州市委，(温焯华：派他来接罗范群)，这事是王去延安之前的情况，王均予不听他的，拒绝了，吴有恒无法立足，就回香港。中央知道南委的问题后很焦急，因为派出这么多成份复杂的人去建立党组织，由他们搞起来后，你承认不承认？所以就派张文彬来处理。张文彬是在1937年7月和王均予一起回来的。(温焯华：黄文杰是1937年10月来的)王均予是为南委与广州市委的纠纷问题去延安的，汇报后与张文彬回来，把广州的关系交给张文彬然后又去延安就没有回来了。张文彬来广东撤消南委，切断派到各省的关系，但对香港地方党，经过了解后还是承认了香港市委。我回来时参加第二次处理南委问题。我认为原来处理批评过重，这次处理的较好些，薛同志和饶彰风的思想会通些。主要是薛同志，所以省委成立时有他的名。

关于省委的成立

1938年4月成立省委，成立大会有张文彬、薛尚实、饶彰枫、梁广、林平、广州市委、香港市委、香港海委、中山县委、东莞县委十多人参加。大会选举了九个委员：张文彬、薛尚实、饶彰枫、梁广、林平、孙康、曾生、吴有恒、罗范群。前五人为常委，分工是，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薛尚实，宣传部兼统战部长饶彰枫，职工部长梁广，军事部长林平。(温焯华：孙康是在1939年韶关扩大会议时提为委员的。）不是，当时就是省委委员。张月霞原在长江局工作，后在澳门养病，病愈后于5、6月路经省委时，长江局通知她留下在省委工作。7月，薛尚实、周楠等7、8个同志去长江局学习，省委调李大林（原是广州市委组织部长)来代理省委组织部长，后来薛尚实要求调新四军工作，长江局同意并通知广东省委，省委就在七月把李大林、张月霞补选为省委委员，李大林还任常委。1938年8月或9月初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关于东南特委

1938年10月21日，日本占领广州，我们撤离广州。首先成立东南特委，我任书记，吴有恒任组织部长，杨康华任宣传部长。(温：这时有东江特委了吗?)没有，东江特委是1939年成立的，西江特委在广州沦陷时还未听说有，可能是沦陷后成立的。(温焯华：这时刘田夫去西江。)他一来就去西江，我是以后认识他的，撤退时李大林说广州市委归我们管，市委留下陆新(因李大林调任省委代组织部长，以陆新继任市委组织部长职的)，后来陆新也跑了。(温焯华：罗范群在撤退时到了粤中，成立粤中特委。)有了粤中特委是不是还有西江特委?(温焯华：恐怕不是，恐怕是差不多时间，还有一个北江特委，黄松坚负责。)北江特委我也不知道，(温焯华：这时省委已没有作用。广州沦陷前省委有没有开什么会？有么决定？怎样处理？)没有开会，我也不知道情况，直到李大林来通知，我们才仓促撤离广州。

这里我补充一段，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广东地下党组织的基础情况。1938年4月重新成立广东省委，管辖地区除梅县、五华、普宁、惠来等县以东各县原已属闽粤边区特委方方同志方面管辖了，海南岛特委与中央有电台直接领导关系，但不正常，与广东省委也有联系（指导)，但不是直接关系，时断时续也不正常。闽粤边区与广东省委是平行的，有联系但来往不密切。

除以上两个地区以外，各市、县才属广东省委直接领导在广州沦陷前广东党的组织基础有：(一)香港市委、香港海委(传统与市委是平行关系)两委共有党员约六百余人，主要是以工人为主，知识分子、教师、学生占少数，澳门特支属香港市委管(相当香港市下属一个区的机构)有党员约三十人左右，成份与香港相同。(二)广州市委，有党员四百余人，以学生、教师、知识分子为主、工人占很少数，还有我们外围的许多青年、学生、教师、知识分子和部分工人；另外在1937年暑假毕业生中有个别党员(数量不多)和一些进步毕业生回到各县、市去搞抗日救国政治活动。(三)只有两个县委，一是中山县委有党员约六十余人，二是东莞县委有党员约三十人，中山、东莞两县党员成份和广州相同。另外在顺德有几间从广州搬去的中学，如广雅中学、省立女中、省立女师等约有十多个党员。(四)以上所说有组织机构的各级组织就这些，有向省委常委汇报过工作和讨论的，据我本人所知，其余各地区市县均未有形成组织机构(包括支部、区委、县委、特委)，但各地有个别人(包括简单审查过的老党员和在广州原是党员派回去的)来省委联系工作，是有的。省委也办过几期训练班(短期的)规模十多人一期，学员是包括广州市的，其中有来自海、陆、丰老苏区、花县、英德、南雄、始兴等人员，我们都有去讲课。至于大量发展普遍建立组织机构，我认为都是在广州沦陷后，由广州撤退出去的分散到各县市去的党员和地方原有个别党员为基础成立组织起来的。

在此以前，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指定李大林当代理书记，大家有议论，当时张月霞提议我代理书记，李大林、饶彰枫、林平和其他同志都同意，就是张文彬不同意，坚持要李大林当。张文彬为什么对我有意见呢？我回忆主要有几件事：

首先，省委正式成立后关于发展组织的问题，我们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当时麦浦费参加了这次会议。1938年暑假，一些党员大学生回到各县去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建立县委，张文彬同意这样做，我的意见是发展是可以的，但在没有支部、县委的情况下，要请示省委，经省委审查同意，才能发展和建立组织，以防止那种把自己的亲戚、兄弟等拉入党的现象。我和张文彬在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搞得张文彬很难下台。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军队的统战工作，怎样开展军队的统战工作，掌握我们党的武装。张文彬认为一个营长、团长与我们有关系，这个部队就算我们的，这样计算起来当时就有两万多人(包括地方武装)。我认为不能这样算，哪能这样简单？这样的部队有没有基础？能不能靠得住？我认为有这样的关系是好的，可以通过与我们有联系的营长、团长去做工作，使这些部队更接近我们，但不能就算是我们的部队。为这个问题，我们又争得面红耳赤。我不知道他对我已经有成见，有什么事我都对他讲，到他去开六中全会时，我同他讲了一件事：我在延安出发来广东时张闻天同志曾和我谈过，张文彬是部队的，地方工作不太熟悉，需要他回来做部队工作。我把这事给张文彬谈了，他听后很反感，以为我想当省委书记，后来他去延安开六中全会，是他来广东工作后第一次回延安，他在延安有没有见到张闻天同志，我不清楚，他回来以后，态度更加不好了。1939年春夏，他在韶关会议上传达六屈六中全会精神时说，“要苦口婆心建立统一战线”，“要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的统一战线模范省”等等。之后他又到香港传达，还是这样说。在会上，我对廖承志同志表示说，我不能同意张文彬的说法，张文彬传达完就走了。因为李大林来电报说有紧急事情要他回去，会议当即结束了。第二天，我提出几个主要负责人留下来讨论(经取得廖承志同意支持)，留下来的有林平、饶彰枫、罗范群、周南、梁广、杨康华、潘云波、吴有恒等，讨论会在潘云波家进行。我提出我的看法，认为不能同意张文彬的传达精神，什么“苦口婆心建立统一战线”，是不对的。统一战线是怎样来的，毛主席说过，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靠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没有武装，人家会同你建立统一战线吗？如按张文彬的精神，我们东南特委在广州沦陷后所做的事情统统都是错的，我们就不应该搞武装斗争。我认为，不应贯彻这个精神。我们的武装搞起来了，就应该坚持下去，我还鼓励其他地方也搞武装，与会同志基本上反对我的意见，表示要贯彻张文彬同志传达的精神，其中杨康华有些赞同我的观点，但基本的还是赞同张文彬的说法，只有部份看法同意我的观点。会议从早上七时一直开到晚上11点。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我提议请廖承志来。(温焯华：廖承志有没有参加六中全会？)没有，但他和连贯都参加了张文彬在香港的传达会议，他还在会上画了几幅画，一幅是张文彬，写着苦口婆心，阿弥陀佛；一幅是我，画成猴子样，因为我很瘦，这次廖承志来，谈了两个钟头，基本观点与我完全一致，但他讲得比我更系统，廖承志讲后，征求大家意见，大家没有吭声，不吭声即是表示同意，于是散会，时已十一点钟。

（ 续 ）